文 | 李依蔓
杜强第一次见到赵木成，是在某东北县城一个很偏远水泥厂路边上。赵木成骑着电动三轮车赶来，车后面放着一袋类似玉米芯的东西，刚干完农活的样子，见到杜强时神情木讷，很紧张。
杜强觉得亲切，赵木成就像他村里的同辈，或假使没上学的自己。如果当时一狠心辍学回了家，杜强觉得自己现在很有可能，只是一个安于现状的陕西渭南农夫，和眼前的赵木成没什么区别，晒得黑黢黢，干报酬很低的农活。
和过去的其他稿子一样，杜强从小时候生活的村里“偷”了个别人的名字，作为“赵木成”的化名，这是他想不出人物化名时的常用办法。村里大概60户人家，在杜强笔下，现在已经有了“正厅级官员”、“副部级官员”，“毒贩”、“骗子”，甚至还有一个“手下三十多万信徒的邪教教主”。现在，又多了一个“太平洋大逃杀”的涉案罪犯。
如果非要让他谈自己的事，杜强是打心眼里抗拒的。
8月下旬，杜强到上海录制一场演讲类节目。不出意外地，他还是被邀请谈那篇2015年初发表的“爆款”特稿《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》，以及更多关于自己成长的故事。几经沟通，他仍是不太愿意，勉强从记忆里刨出了一个和童年玩伴看马戏团“畸形秀”的段落，以这场秀对自己的影响，来回答“为什么总是会写杀人案、邪教教主这些不常见题材”这个问题。
杜强今年28岁，10年前他想考清华大学全英语授课的经济专业没有考上，复读一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。
2011年毕业后，杜强进了《南方都市报》做时政记者，一直做到2013年。日报的报道节奏迫使他形成了新闻写作的套路，“即使是三四千字的长文也可以像填空题一样快速完成。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，通通遭到驯化。”这份工作让杜强觉得挺没意思，他想内部转岗到隔壁的《南方人物周刊》。
于是杜强采写了“第三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”，来自美国、法国、加拿大、尼泊尔的共产党人在中国社科院的报告厅讨论“资本主义危机与社会主义未来”。特稿的初步尝试，依然带着不轻的“时政”色彩，杜强和编辑部都不是特别满意。
“尝试转型，发现表达中充满了砖头一样的词汇和句式，比如‘事实上’。即使生硬地摆脱了‘砖头’，语言依旧陈腐，毫无魅力可言。”2013年底，杜强在以《被解放的语言》为题的年末总结里这样写道，一个时政新闻记者转型人物特稿记者，其中的艰难大概只有他自己知晓。
两个月后，杜强又采写了卖猪肉的北大毕业生陆步轩，那是他真正意义上“转型成功”的一篇人物特稿。不久后，杜强正式进入《南方人物周刊》，成为一名特稿记者，一路记录了全能神女基督兼灵灵教教主、从革命老区走出来的足球乌拉尼亚、帮助呼格吉勒图强奸杀人案9年后平反的新华社记者。
2015年上半年，杜强离开《南方人物周刊》，入职《时尚先生》。第一篇作品《天才落魄的暮年》，杜强采访了85岁号称“天资高过李政道”的王镇皋老人，他曾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中接受监视导师的秘密任务，隐藏身份长达25年。稿件发出后，引来许多争议，王镇皋老人甚至在网上发布了长达4000多字的反驳声明，声称自己受到污蔑。
将近3年特稿记者工作中，杜强写作的题材大部分都是这样充分折射复杂人性的故事，包括太平洋大逃杀。他用日常经验和边缘经验的比喻，来形容这样的漂移，“日常经验就像一个巨大的陀螺，大部分人生活在中间，只有极少数人会因为巨大离心力，被甩到日常经验的边缘，去经历一些很离奇、很惊人的事，这些事往往更有力量。”
写这些报道时，杜强时常会想，“如果我们被甩到了日常经验的边缘，去经历这些惊人的、可怕的事，这些考验人性的时刻，我们自己会做出怎样的选择？”没人能快速给出确凿、笃定的判断，杜强自己也没有答案。
电影《老无所依》海报
他特别喜欢科恩兄弟的电影，比如《老无所依》的开头，老警长的画外音有一种见多识广的悠远。杜强似乎也更享受这样一个状态，不卷入任何主流，藏匿在一个个事件背后，试图生出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洞察。
几个月前，杜强随着李海鹏团队从《时尚先生》离职，加入韩寒的亭东影业。尽管关于《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》，杜强已经在不同场合复盘了无数遍，中国三明治还是和他聊了聊这篇稿子，以及他的写作。
太平洋大逃杀这个案子，
我2013年就开始关注了
三明治：太平洋大逃杀这个案件之前已经有过很多报道了，为什么还想再写这个题材？
杜强：我是2013年知道这个案件的，当时也看了很多报道，没有一篇采访到当事人，当时我就注意到这个案子被判得最轻的人，应该是2015年释放，所以一直在留心这个事。2015年8月我刚到《时尚先生》没多久，在网上查到这个人应该已经放出来回老家了，想一定要采访到他，就通过朋友找到了赵木成的电话、家庭住址，然后就去了。
三明治：作为一个这么残忍的案件的当事人，一般理解是不愿接受采访的，怎么说服他的？
杜强：他一开始是不愿意，说媒体都报道过了，还想知道什么？当时刚好又发生了一个远洋渔船杀人案，我就和他说，一个是没有当事人告诉过我们，到底船上这些事是怎么发生的，二来现在远洋船员的状态很恶劣，甚至生命安全都没保障，要写出来才能让大家关注这个问题。他听完很激动，我想这也是他接受采访的主要原因。所以稿子发出来以后，他打电话质问我为什么没有写渔政管理混乱，为什么没写黑心企业，我说稿子里不能直接这么写，但是这些问题读者读完都心知肚明，目的就达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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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治：采访持续了多久？过程顺利吗？
杜强：我到东北之后就给赵木成打电话约见面，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会开始说一些船上的事，我故意和他聊一些其他的，因为不想让他觉得采访就是一顿饭的事。我还跟着他和朋友去河边钓鱼、抽烟，零零散散问一些问题，希望能先建立信任。
正式的采访是在我住的宾馆，每天下午他来，我们就聊半天。赵木成的语言表达能力其实很不好，回答都是“啊”、“对”、“嗯”。当时我有点失望，本来希望他能很生动地描述，但是他说不出来。我就必须问很具体、很细致的问题，比如某个时候你在做什么，从你的角度能看到什么，给刀的时候是左手还是右手给。问到最后赵木成非常烦躁，就会说，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怎么还问？这样采了大概10天，不算顺利，最后他就开始躲着我，打电话也不接，或者搪塞我有事不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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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治：是不是因为他心理有比较大的创伤，不愿意多聊？
杜强：不是。他家人说他原来更木讷，根本不和人说话，不会和人打交道。经过了这个事反而好多了，变得开朗了。一般来说，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当事人会很恐惧，但是对于他，是一种“我九死一生，什么样事没见过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”这样的逻辑，也可以理解。我们聊天的时候，他一边说还一边抖腿，没有什么觉得害怕、痛苦的。
三明治：对于接受采访这件事，赵木成的家人态度怎么样？
杜强：最后他不愿意和我聊，其实是因为他母亲知道他在接受记者采访，非常紧张，害怕是受害人的家属来寻仇。然后他们就找了赵木成的几个表哥约我吃饭，四五个壮汉往那一坐，想考我关于媒体的知识，戳穿我假记者的身份。但是他们自己也没什么媒体知识，憋了半天说了句，“《男人装》这个杂志不错”。虽然他家人看不出我有问题，但也不允许赵木成再和我接触了，然后我就离开了他们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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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治：这一部分采访结束之后就直接回北京了吗？
杜强：然后我去了大连，坐船到“鲁荣渔2682号”出发的港口，山东威海荣成市的石岛码头。待了两天，采了很多渔民，也到码头上面去找和出事渔船一样的船。我趁没人跳到了一艘船上，回想赵木成和我说过的那些，想他们在那里发生过什么。我爬到船长室，看到有一叠冥币摆在旁边，可能这船上也死过人，旁边还有一张纸写着吉祥如意。
船长室里的冥币，旁边的墙上还写着“吉祥如意”
所以最后稿子前面的部分，写严师傅在出发的时候大喊“杀人了，杀人了”，然后就跳海了，和结尾我我在码头上看到一艘可能也死过人的船呼应。这个严师傅可能之前经历过这样的事，再出海精神上有点受不了，和结尾放在一起，暗示海上杀人不是第一起，也不是最后一起，比较容易把人抓住。
太平洋大逃杀究竟是如何成稿的？
三明治：在特稿写作里，第三人称的使用比第一人称要多的，甚至有读者会认为第三人称的写法比第一人称更高级，太平洋大逃杀使用了很多第一人称叙述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？
杜强：确实有时候会有这样的误解。如果使用第三人称的时候，你要仔细琢磨语句，让它变得顺一些，符合你叙述的调调，风格也要统一，但实际上这摒弃了对方的语言风格。不过这也分题材，拿太平洋大逃杀来说，这个题材实在是太惊悚了，用第一人称能够保留船员那种很“土”的语态，是很宝贵的。
这篇稿子光录音就有十几万字。最开始初稿大概写了10天，用第三人称，结果编辑林珊珊和主编李海鹏都觉得，还没录音原稿过瘾，通过第三人称的转述，赵木成语言那种很真切的东西就没了，很多东北话的表达被我当成语病改掉了。最后大家看到的版本是第五稿，大部分讲船上发生的事情，删减了很多对赵木成生活的描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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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治：太平洋大逃杀中间穿插了很多类似“画外音”的表述，为什么会选用这样一个视角？
杜强：这篇稿子其实有两个声音，一种是我自己作为叙述者的声音，另外一个是赵木成。开头的“我们大多数人都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”那块，有点模仿科恩兄弟在电影《老无所依》刚开始的画外音，一个老警长用很低沉的嗓音说，年轻的时候我们出门都不用带枪的，现在的年轻人也不知道怎么了……是充满智慧的、见多识广的感觉。赵木成的讲述是很原始的，特别真，作家编也编不出来的说话风格。
三明治：这样的结构，是怎么把握行文的节奏的？
杜强：这篇稿子的戏剧性实在太强了，大部分时候都是它在推着你走，你不得不去放慢节奏。杀人杀得太密集了，容易会让人产生麻木感，所以我要做的是控制节奏。比如说中间刘贵夺杀人，赵木成被叫去厨房做饭，我就有意加了段：“船还在秘鲁渔场的时候，每到夜晚，四周夜幕的深处会亮起其他船只的灯光……”然后再接赵木成的自述：“我做好饭，剩下的人……”加这段就是觉得，杀人太快了，太凶残，需要能让人出神的东西来调整一下，放缓一下节奏。
海上渔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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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治：太平洋大逃杀这篇很有画面感，看文字就有种看电影的感觉。
杜强：这篇稿子确实按照戏剧的一些原则方法在组织素材，有非常多有画面感的地方，比如刘贵夺在看守所里被固定在床板上四年，看到赵木成过来，做了个枪毙的手势，脸上是很恐怖的笑容，这就是一个很精彩的电影画面了。麦基的《故事》这本书提到一些剧本的基本原则，特别有用。我用他的方法写了好几篇特稿，第一篇比较满意的是《洗冤》，讲一个新华社记者帮呼格案平反的事。但是坦白说，太平洋大逃杀不是我写的多好，是故事本身足够吸引人，如果换个人写，只要文笔不是太差，可能结果也差不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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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治：这篇稿子从发出来，到有人来咨询影视改编、购买版权隔了多久？
杜强：当时是中午12点左右发出来，到了下午3点，阅读量还是只有几千，我和编辑林珊珊特别着急，这样一篇报道，我们期待的阅读量肯定不是几千。到4、5点，阅读量就开始快速增长，当天晚上就有人来问改编的事。之后陆续有大概十几家，包括一些大牌的影视公司，甚至还有国内一线导演找来谈，最后敲定出售给乐视影业。
三明治：现在这个电影改编有什么最新进展吗？
杜强：题材还在审查，最新的进展可能是要做网络大电影，还是希望这样热度的题材能尽快出一个东西吧。
离开《时尚先生》，尝试更多个人写作
三明治：现在离开《时尚先生》，和李海鹏一起加入亭东影业，工作内容会发生变化吗？
杜强：还是写特稿，可能会更纯粹一点，专做非虚构特稿。如果说稍微有点倾向的话，选题时会希望一开始就有比较明晰的故事，但这种情况其实非常少。试了一段时间后，我们也发现不能太急，还是回到写一个好特稿的标准，先保证写出来的是好东西，要好玩。
三明治：这和在传统媒体做特稿还是会不太一样吧？
杜强：对，比如稿件的编辑，可能采取互相编辑的模式。比如我想做一个刑侦题材的稿子，就找两个同事组成一个小组，他们来做我的编辑，有什么问题一起商量。我们还会设置一个事实核查员，会独立地核查记者采访的信源。现在我们独立出来写作，要保证品牌形象和品牌声誉，事实准确方面不能出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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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治：《太平洋大逃杀》被卖出版权之后，虽然有很多关于特稿商业价值的讨论，但特稿写作本身其实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，需要长时间的采访、写作，离开传统媒体，会担心特稿写作商业前景的问题吗？
杜强：是不是只靠特稿本身的盈利来让团队转起来，未必，但我们都觉得商业前景会有的，很多事以前没人做过，正好可以试一试。我们可以做出版、影视创作，比如有影视公司看到了一个新闻题材，想就此改编成电影，他们可能会委托我们做这个题材的非虚构报道，在这个基础上再让编剧编辑。我们的第一价值是文本价值、阅读价值，先写好的东西。
三明治：写作的时候，会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吗？
杜强：我开始写之前会疯狂地看《老友记》，暂时忘了写稿的事。但等看了两集之后，就会有愧疚感，然后就会驱动我去写作，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屈辱感驱动和愧疚感驱动相结合的哈哈，比如考试没考好，被羞辱一顿就会发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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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治：写稿的时候觉得最难突破的是什么？
杜强：最难的是找到一种声音、一个情绪、一个语态。结构可以提前设置好，但是语态如果找不到，就很难开始。我会一直盯着屏幕在脑海里试，这种风格、这种语态行不行，如果找到了，就会写的很快。比如太平洋大逃杀开头“循规蹈矩”那句，写出来之后就很好写下去。我第一次找对语态是写陆步轩，开头我到现在都记得，“老陆晚上喝多了，高兴”，有一种中年男人失败、又有点轻松的感觉。这种感觉如果找对了，会一直留在脑海里，之后写出来的都是那样的风格。
三明治：林珊珊是你好几篇作品的编辑，你们之间恋人的关系和编辑、记者的关系会发生冲突吗？
杜强：别的编辑说我能接受，但是珊珊说我我就接受不了，因为两个人的关系摆在那里，她是我女朋友，又是我的编辑的话，这个就感觉不对。珊珊有一个特点是“来自地狱的叹息”，如果把稿子发给她，她觉得不好，就会发出“哎……行吧”的声音，所有人都很害怕她这一声叹息。但是我最惨，还要当面看着她叹息……后来就尽量让杨潇老师来编我的稿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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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治：有没有工作之外的个人写作？
杜强：一直没有，都是工作上的写作。我觉得自己其实写的不好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写我自己有感触的事语言很自然，但写别人的事就比较僵硬。之前写了一篇《捕鹰记》发在正午上，写的是小时候的事。现在有点想试着写小说，但我觉得凭空创造一个东西最难，那个语态是最难找。写真事就像有一道墙，那道墙可能比较远，但你多退几步可能就抵到了，就能开始创作了。虚构没有这道墙，你要凭空去找到一个起点，很难。还是想多做一些尝试，总体目标是写一个自己满意的作品吧。